20多天。这样一道奏折前后就花费近六七十天时间。在君主专制时代，臣僚遵旨行事。大臣们在接到寄谕之前是绝对不能擅自行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在等待期间，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一是大臣们只好再行缮呈新折，呈递皇帝“指示机宜”，结果是一折批复尚未到手，又呈新的奏折。如此辗转往复，结果造成政情、军情一误再误。若遇到皇帝的寄谕不是专寄某一大臣，而是多个大臣的话，收到寄谕的大臣还得“恭录”数份，派人送到其他有关大臣手里，这样时间还要耽搁。文报信息传递方法的落后，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诸多原因之一。
再以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为例，清政府文稿的呈送、信息的传递也同样严重滞后。1853年1月28日（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占武昌，广西提督向荣由驿站600里驰奏，飞报咸丰帝。这道奏折在路上足足走了8天，直到2月5日才送到咸丰帝手里。咸丰帝谕批后，再由兵部以600里加急，“火票”驿递，但向荣接到这个寄谕已是人在南京郊外，此时已是次年2月13日（正月初六日），时间已过去半个多月。（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20页。）军情瞬息万变，咸丰帝和他的军机大臣们纵有再大的本领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决策。就在向荣收到咸丰帝寄谕前后，太平军又浩浩荡荡，蔽江而下，向长江下游进发了。这时的所谓寄谕事实上成了例行公文，对战事根本起不到指导作用。太平天国起义时间之所以绵延十多年之久，起义地区之所以波及十余省区，清军之所以在战场上屡遭失败，从清政府方面检讨，与军报信息传递的迟缓，导致最高层决策与实际军情严重脱节的情况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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