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促成中国当局认识到创设电报的重要与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有关。事件发生的当时，中国船械未备，与台湾信息不通，最后被迫与日本立约，以赔款了结。这种由立约所带来的民族耻辱直接导致了光绪初年统治集团内部有关海防的大讨论。讨论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一班疆臣大吏都一致认定创设电报对国防的重要。福建巡抚丁日昌指出：

    “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

    “电线一件，所以达要报而速军情，为用至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4页。）

    李鸿章从世界变局的视角和国家防务及外交需要出发，则指出：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5页。）他还以俄国架设电报线，海线可达上海，陆线可达恰克图，“消息灵捷极矣”为例，指出中国信息传递比起外国严重落后：“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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