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安庆新军起义，又有了广州新军起义，影响就更大了。姚雨平说：“在新军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军、会党、绿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姚雨平：《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90页。)

　　广州“3·29”起义，原来也准备以新军（主要是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第二标）为主力。黄兴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报告中说：“发动计策，原以军界为主要。从前运动，只在新军。此次调度处之设，则兼及巡防营、警察。但警察无战斗力，巡防营自正月举办清乡，驻省不常，故仍倚新军为主。新军有枪无弹，所有仅备操时数响之用。则必先有死士数百发难于城内，破坏满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机关，占领其军械，开城门以延新军入，然后可为完全占领省会之计。”(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黄兴集》第45页。)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又没有得到实现。清方因事前得到情报，先从事严密的戒备，并将新军枪机全部缴去。同盟会负责同新军联络的姚雨平又根本没有把决定起义的时刻通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最后成了只有一百多人的“选锋”在城内进行绝望的孤军奋斗，而原来倚为主力的新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行动。

　　广州“3·29”起义是失败了，烈士的鲜血却没有白流。这以后只隔了五个多月，象一声春雷一样，爆发了武昌起义，从而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武昌首义，仍然是以新军为主体的。湖北的革命党人（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不仅直接在士兵中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指挥机构和比较严密的标、营、队、排各级组织。因此，尽管在起义前夕指挥机构突然遭到清方破坏，起义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逃散，但标、营、队、排的各级组织仍能大体上按照原定计划行动起来，取得了起义的成功。显然，他们不仅总结了湖北地区革命工作的历年经验，并且在事实上吸取了同盟会以往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加上客观历史条件这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成熟了，从而使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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