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胡汉民弄得焦头烂额。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叫苦不迭地说：“此回滇师已不能急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是以占领河口五、六日，而后以出大队。队出三日，又以粮缺而复返。蛮耗各处，始亦覆言降，而闻我粮精之缺，乃复设计相抗，此其因也。”内部矛盾如此严重，而胡汉民以一介书生远处河内，更觉束手无策。后来，黄兴从钦廉转入河口军中，很快也陷于窘境。不仅变兵不听号令，就连黄明堂等也不听他的调度。胡汉民在上述报告中说：“克兄（指黄兴）之上河口也迟，黄八（指黄明堂）既据有械药而不听调度，克兄乃为客矣。”(胡汉民：《报告河口之役上总理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401页。)在这样狼狈的处境下，黄兴还力图振作，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61页。)
河口起义失败后，在同盟会总结这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时，会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胡汉民的持论最为偏激。他认为，会党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恃，而且其首领又很难驾驭，主张今后“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孙中山的认识比较全面一些，虽然同意加强正式军队的工作，但认为不能把会党完全撇开。他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29页。)
会党问题在这次总结中被如此突出地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本来，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和水陆码头所在。由于离乡背井，身处异地，各方面都缺乏保障，所以无论*上或经济上都需要结成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以便在遭遇困难时能有所依靠。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便是会党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
这种团体有许多优点：第一，会众一般处在社会底层，遭到社会轻视，往往又缺乏固定的职业，生活很不安定。因而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富有反抗性。第二，它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成员间又讲究“江湖义气”。只要取得它的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集。第三，由于他们大多原来是破产农民，同农村有着联系。比起那些不脱离土地的农民来，他们闯过江湖，见过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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