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当时他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华南地区的武装行动，正是慎重地比较了其间的利弊得失后作出的结论。当然，这不是说同盟会在这方面没有缺点。它的主要缺点是：在确定华南为重点后，对其他地区照顾不够。特别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发展滞缓，处于缺乏领导的自流状态。这一点，同盟会本部是有责任的。1907年8月共进会的建立，就是因为一部分从长江流域各省来到东京、并同这一地区会党素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成立共进会的是非，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的这种不满，确实是有一定理由的。
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广东新军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何况起义的发动已如箭在弦上，欲罢不能了。
到1911年初，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但同盟会并没有立刻相应地调整它的部署。几年来一直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南，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对全局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灵活的反应。尽管他们对起义地点也作了反复的斟酌，但至少有两个估计是不恰当的：一是对在广州起义的有利条件估计得高了。广东新军第二标中的革命力量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势力已很孤单，并已遭到清政府的很大疑忌，随时处在被严密监视的地位，难以大有作为。巡防营中一部分力量的响应，又很不可靠。以后事变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对湖北新军起义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因而只把它看作一支“响应”之师，并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也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积极加强领导。这对此后黎元洪得以顺利窃夺武昌首义的果实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湖北新军中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在1911年1月方才成立。“3月29日广东之败耗达来武汉，同志等更愤求速进。”(黄元吉：《湖北革命密〔秘〕密时组织暨辛亥起义真像战争实地之经过记》（抄件）。)这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才实行联合。它们在湖北新军中的大发展也是1911年春天以后的事情。可见，广州“3·29”起义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半年后发生的武昌起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些都需要历史地看待，联系起来考察，不能过分地扬此抑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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