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这三处作为再次起义的突破口？当时，同盟会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都设在越南。中越边境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崇山峻岭，路径丛杂，只有从河内有铁路分别通往云南河口和广西镇南关，从海防有轮船可通往钦廉地区对岸的芒街。这三个交通最为便捷的边境要地，自然成为革命党人再次发难的冲击目标(广西博物馆沈奕巨：《试论同盟会在西南边境的武装起义》，提交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论文。)。

　　在这三处中，最初重点仍在钦廉地区。这是因为：驻防钦廉的郭人漳部是一支有着较强战斗力的部队，郭人漳在前次起义中虽然态度暧昧，但还没有和同盟会撕破面皮，仿佛仍可利用；而那次起义中使用的主要武力梁少廷、梁瑞阳部会党退入十万大山后，仍在坚持斗争。从同盟会看来，这里起义的条件比其他两处要优越。因此，镇南关起义只是它的前奏，河口起义原来则是它的配合性行动。

　　镇南关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钦廉防城起义时，郭人漳因看到革命军力量薄弱、清方又恢复了他的道员衔，就公开和同盟会翻脸，向起义军作战；二梁所率的会党队伍又存在内部不和、纪律不良等弱点；尽管黄兴亲自前往指挥，这次起义也没有能坚持多久。河口起义却因有当地驻军多起投诚，最初发展得比较快，不仅迅速占领河口，并开始向滇南重镇蒙自推进。于是，同盟会的领导重点就转移到这方面来，连黄兴也转入河口军中。但这次起义最后仍然失败了。

　　这样，同盟会在华南领导的武装起义仿佛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另一个机会似乎又来到了：从1907年起，原来沉寂已久的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步复苏，特别是，赵声、倪映典、朱执信、姚雨平等在清朝军队内部的秘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10年初，广东“新军内总有一半系革党”(《庚戌广州新军之役供状》，《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525页。)，这里的起义条件逐渐成熟。1月29日，黄兴特地从日本赶到香港，准备前来主持这次起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