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使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两年后，它的上层就出现了分裂，且愈演愈烈。其原因除了人们已知的阶级根源、地域观念、宗派思想之外，还有学术界尚未注意到的孙中山治党方面的失误。本文对1907年至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的党务活动试作初步探讨，以揭示其得失。

一

　　设在日本的东京本部是同盟会的中央机关。它作为指导革命的中枢，在初创的一两年里，于扩展组织、制定方略、宣传*纲领诸方面发挥了比较出色的作用，尤其在组织革命党人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显示了特殊价值。但是从1907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因《民报》经费的纠纷，很少再过问本部的事务，加上缺乏经费，本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

　　各省分会的情况与本部相差无几。在东京留学生中虽然有各省分会之名，然缺乏经常的活动，分会长的任务只是“专司本省留学界之入会主盟事务”(《革命文献》第2辑，第10页。)。胡汉民1906年所写《星洲同志分帮原因及办法》描写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实际情况说：“会员已满数百人，不能开会员大会”，因而“有如下之弊端：甲、会员不相聚集，往往虽属同志，亦不相识，且不知为何人。乙、分会有事欲告会员，无从通消息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