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绝对优势，称蒋翊武“荣立首功，勋业冠群”者有之；誉蒋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者亦有之(详见《一代英杰——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3期；《蒋翊武烈士传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期；《将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文搞报》1986年10月5日理论版；《蒋翊武论略》，《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等等。)。笔者作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在阐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时，曾经借用过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在蒋氏就义纪念碑上写的赞语：“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请参阅拙稿《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随着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推敲，渐次感到，胡汉民的赞语似乎还不能作为盖棺定论的依据。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的结论是：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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