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综上所述，刘复基不是文学社的一般骨干，而是作为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发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显然在蒋翊武之上。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澂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此话未免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不可尽信。不过，不少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强调刘复基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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