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8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我们不妨再看看文学社对付几个意外事件时的情况。迄至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前者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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