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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