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1907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导创立了遍布东南亚、南洋和北美洲的同盟会分支组织，发展了众多的会员，建立了便于统筹区域工作的支部或总会，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使同盟会的涣散弊端至少在局部范围内有所克服。这些努力，无疑有利于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和高涨。

二

　　尽管孙中山为同盟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然而勿庸讳言，作为同盟会最高领袖他未能有效地统筹全局，也没有处理好会内的矛盾，特别是他本人与东京本部的关系。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会务活动，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第一，对同盟会会务的指导范围，仅局限于海外，主要是南洋、美洲、檀香山等地，忽视了东京本部和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国内革命组织的建设。遍查孙中山年谱、全集和其它有关资料，不难发现，从1907年开始，直到武昌起义之前，他对东京本部和国内各省分会的事务是很少过问的（不含西南边境的军事活动）。这固然有清政府通缉革命领袖和勾结日本政府不许他在彼国停留有关，但是，当机会来临，甚至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与之商讨改良会务的时候，他却缺乏必要的热情。1910年6月10日，他来到日本，谭人凤前往拜访并要求改良会务，他答应日后召集分会长会议讨论。可是直到24日离开日本，他居然对这项重要问题没有做任何的答复和处置。无怪乎有的革命党人不无偏颇地埋怨这位同盟会总理“总于何有？理于何有？”(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第二，吸收会员、扩展组织只服从于筹款的目的。孙中山一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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