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导源于他治党方法的错误。中国同盟会是个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组织建制和党内生活诸方面都存有严重的不足。如它没有规定必要的纪律、民主生活和常务会议制度，也没有处罚犯错误会员的条例。同盟会曾一度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然仅仅半年之后，新订的《总章》就取消了司法部，保留下来的评议部由于没有领导重视，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原因除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处于初创阶段，缺乏建党经验外，与孙中山的治党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9页。)。那么，“感情作用”怎样体现呢？在他看来，首先要注重宣誓。他们“常有人言，中国四万万人就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起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孙中山全集》1986年版，第174页。)。因而，他从组织兴中会到同盟会，以及海外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特别强调了宣誓的重要性。同盟会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有人说这些誓词同时也是同盟会的纪律。但是，应该看到它作为党纪过分抽象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内容，因而是无法实行的。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也没有据此处罚过任何一个会员。其次，要求会员对于总理必须有“奉命承教”的美德。会员是革命的赞*或实行者，而总理则是革命的发起者和掌舵人，故会员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没有顶撞总理的权力。孙中山这一思想到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曾经明确指出：“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黄警顽编：《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1933年上海出版。)。由于他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了所谓“感情作用”和“人治因素”，妨碍了他正确认识组织纪律和党内民主对一个政党，尤其是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以致忽视了同盟会内部必要的民主生活及制度建设，使得会内出现纠纷时特别是若干骨干分子与自己矛盾激化时，他不是依靠组织的力量、党的纪律及民主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是互相攻诘，甚至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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