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进行革命，必须由“海外同志出钱，国内同志拼命”。因此，这一时期他在海外发展和整顿会务的活动，是与筹措军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在1910年至1911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11年10月，他致函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明确指示“速行推广团体”，以动员更多的人捐款(《孙中山年谱》，第110页。)。为了打开在美洲筹款的局面，他在旧金山先后向美洲同盟总会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取消一切顾虑，放手发展组织。他指出：发展会员要一反以前那种“杜渐防微的态度”，而应该“大刀阔斧、明目张胆”，“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而且要公开称中国同盟会”。“这样人多加入，革命势力自然增加，有起事来急于筹款也就容易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439页。)。其二，建议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1911年6月，他在旧金山向同盟会总会会长李是男、致公总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两组织消除门户实行联合，后经双方协商，美洲各埠两组织果然实现了联合，同盟会员全部加入了洪门(《孙中山年谱》，第119页。)。孙中山的这两项措施，使得革命党人在美洲筹措军饷的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在革命高潮时期，无原则地降低入会标准，正好给那些“趋势者”和投机政客敞开了混入革命营垒的大门，使本来就不怎么纯正的革命组织变得成份更加复杂；2．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实行组织合并，对于实际上大多数仅属“同情革命”的同盟会员来说，容易淡化进步性，甚至完全被会党所同化。同时，革命党收卷自己的旗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立性、自主性，不利于坚持长期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入会标准的降低，并不限于南洋和美洲。1911年孙中山致张继函称：“欧洲学界，兄宜出头收罗入盟，不必计其精粗美恶，久之必能同化为精美也。此为革命党增长势力之第一法门，若不倡行之，则人人放弃责任，中国前途更无可为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7页。)。在他看来，不管什么人，只要加入同盟会，都会同化为好的革命者。不过这在他的实践中，并没有发现成功的事例，相反倒有失败的沉痛记录。早在1905年，他旅欧时就在留学生中建立了欧洲同盟会，由于发展会员时疏忽大意，致使他还没有离开欧洲，自己所保管的盟据就被新会员偷窃而出首使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1一15页。)。如果说，他在美洲采取的降低入会标准的措施，方可达到多筹款项目的话，而在官派为主的欧洲留学生中采取这种不计“精粗美恶”的办法，则必然使同盟会成份进一步复杂化，促使它的组织更加涣散。
第三，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魄力，甚至义气用事，擅自把同盟会的海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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