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南洋支部的负责人邓泽如就批评他的此举为“舍重就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6—477页。)。长江流域的几个领导骨干几乎不再承认他的领袖地位（虽然不仅仅是因为改组党事），他们遇事仅向黄兴汇报，不再征求他的同意。甚至在武昌起义之后推选组织临时政府的大元帅人选时，革命党人都未有提名孙中山的。一位华侨学者这样说过：“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总统席位也早已归属了孙中山以外的别人”(〔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当时，拥有最雄厚实力的江浙集团和湖北集团左右着选举，这两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对孙中山怨言最多者，因而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着。不过孙中山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所以后来被推戴为总统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附带指出，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这一事实，学术界似未作深入的研究，更没有象对“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那样作出入木三分的评价。这无论是出于偏爱心理或者为尊者讳的旧观念，都是不正常和不应该的。
那么，孙中山何以抛开了亲自缔造的同盟会，把它引向了分裂的歧途？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导源于他的唯心论的历史观。他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法科学地认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正确地理解领袖和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人们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大类。他认为，世界上的事业，必须“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成功”(孙中山语。转引自刘枫、曹均伟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研究》，第45页。)。他缔造了同盟会，制定了政纲，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自然是先知先觉者，是革命的发起人。而他之所以发起创建同盟会，则是为了把各地的革命赞*聚集在一起，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去扶植和引导作为“实行者”的人民群众，达到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目的。现在诸多重要的赞*都要摆脱这位发起人的领导，并加以抨击，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实则是孙中山对此不满的真实反映。正是上述英雄史观的支配，则使得他对党内纠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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