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民间对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形成比较一致的惧外、开放主义和文明抵制思想（注：参见拙作《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对外思想的形成》，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内部的对外态度虽无原则分歧，但有程度之异；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进行了整合，肯定了文明排外思想，并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有所体现。同改良派相比，二者虽因指导思想不同形成参加爱国运动程度有异，但主要还是方式和程度的区别，而非反帝目标的差异。 

一　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对外策略的分岐 

学者公认，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有两个来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来源是其反满思想，而其他大陆赴日留学生的革命思想主要由排外而走向排满（注：如史扶邻认为，孙中山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页。）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洋教育，数次游历欧美，对法国、美国独立运动得到外力援助有所认识，认为中国革命接受外援不仅正当而且应该努力争取。黄兴等人接受国内教育，他们发动革命的导火线是俄军久据东北，所以其最初的革命动机毋宁为排外。（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周锡瑞同意史扶邻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主要或至少部分来自他亲西方的态度，而留日学生的反满思想，则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的反帝思想。（见《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译本，第56页。）。）。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尚需完善。两派对外态度的差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并不缺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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