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在《排外与国际法》中的阐述略同。他将排外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狭义的盲目的排外，如义和团运动及一系列教案；一为广义的正当的排外，如中国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认为符合国际惯例。当然，他也提醒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认为运动中“尚为口实于列邦者，则以其手段有时反于文明，而其结果不善也”（注：胡汉民著《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第58-59页。）。对防范“过激”行为，参与收回利权的绅商也是如此，革命派的观点并非特例。 

虽然同盟会对收回利权运动予以肯定，但由于专力于反满，从整体上看对运动并未全力支持。同盟会成立之初，正是抵制美货运动开始的时候。由于专注于排满，革命派对这次运动很少关心。抵货运动开始前后，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孙中山都曾在美国。康、梁活动积极，对抵制美货运动大力支持，引起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响（注：参见Delber L.Mckee,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6.）。孙中山则反应冷淡，“充其量也只是漠不关心”。他甚至认为抵货运动分散了反清的注意力（注：（美）韩德著、项立龄等译《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运动的文字很少。孙中山号称读书破万卷，藏书甚富，但对有关抵制美货的书籍却不了解（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的文字不多。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到“现在中国与米（美）国禁约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作为中国人民不惧列强的例证，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9页，是少有的例子之一。）。这种情况固然可能与孙中山和康、梁的恶劣关系有关，但孙专注于排满，对此类活动多不热心，当无疑问。其真实态度，大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听其自然发展而已。此外，也很少看到黄兴、宋教仁等积极支持抵货运动的资料。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中，同盟会虽然同情，但没有积极支持。运动中，国内报刊的介绍和宣传连篇累牍，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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