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盟会的对外声明表明，同盟会承认列强在华特殊权益。在军政府宣言中，同盟会表示承认清政府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对外各种借款，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殊权益。这种态度，一般认为是同盟会对外态度软弱的表现。客观地看，当是同盟会为了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采取的权宜之计。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云：“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1页。）其意甚明。同盟会虽然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特权，但并非长期容忍这种特权的存在。革命时如果列强强行干涉，估计“我国民”“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疑也”，列强要想把中国人变为“洋奴”，中国人“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之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4-405页。）。如此重要的态度，同盟会不敢详尽阐述，未始不是策略所致。 

2.争取列强承认和支持，这和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 

3.将排外分为“文明排外”和“野蛮排外”两种，反对野蛮排外，肯定文明排外，对国内收回利权运动予以回应，弥补了孙中山此前的不足。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说，排外“为锁国时代之思想，今无所用”（注：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80页。）。当然，这里所说的排外，主要指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盲目排外。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有明确界定。针对“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的说法，甚至否认革命派进行的革命有排外的目的，认为因排外而招致外国干涉，可以义和团为代表，但革命的目的，与义和团不同。“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他将义和团等反帝活动，称之为“自然的暴动”，并认为这些“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革命的重要任务在于将“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注：《辛亥革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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