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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之成立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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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0: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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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陆留日革命派多是因排外失败而走向反满，其转折点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但若以拒俄运动为界标衡量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则会出现高估问题。1.拒俄运动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其时一些留日学生之所以态度激烈，是因为判断中国即将被瓜分，即“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之地么？”；中国“不战亦亡，战亦亡”；“虽拼命到兵尽矢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留学生固知中国并无战胜俄国的实力（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页。）。2.在中国局势趋于缓和可能不会被瓜分的一般情况下，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往往不那么激进，与国内一般观点无异。1900年，黄兴虽“常存亡国亡种之心”，以为“豆剖瓜分之说，恐见施于今日”，但他反对义和团运动，建议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这样“时事庶有可为”，不至于亡国。这与策动东南互保督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注：萧致治著《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87-189页。）。杨毓麟（即杨守仁）在1902年所作《新湖南》一文，是一篇宣传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章，认为中国“下等社会知觉无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反对“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之类的排外方式，并认为要有中等社会对其进行“提挈”。在中国对列强的干预“尚有可以支柱之力”的情况下，杨毓麟拟订的抵御外侮方式，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维护主权争取自立而已，不具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注：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9-40、50-52、65页。）。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对外国侵略者大呼杀杀，排外可谓无比激进，但全面理解，他其实是说当列强瓜分中国时才可如此，并不是在通常情况下都这样：“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21页。）可见，只有当中国被瓜分时才可摆出拼命架势，平时则大可不必。那么平时怎样对待外国人呢？陈天华说：“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文明排外的办法，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果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34页。）这种态度，和拒俄运动中的上海绅商的态度并无不同。上海绅商也认为，如俄国占领东三省，“中国必亡”，坚拒俄国要挟，“究其终极，不过出于战而已”。但拒俄必须“一依文明所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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