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革命派中对收回利权运动持积极态度并给予大力支持的也不在少数。秦力山曾经概括地说：“盖至义勇队事寝后，学生以团体而与政府交涉者亦繁。电争路权、电争工约、……电争矿权，……亦所在多有。”（注：己酉六月三一日“中兴报”一版“说革命”，引自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73页。）这类活动中，当然也有革命派参加。不过，革命派在此类活动中，多是依托各省同乡会等组织进行，而非主要依托同盟会参加。如山西福公司案过程中，山西绅商给山西留日学生一封急信，“一时惹起大家爱乡心”，山西留日同乡会召开会议，决定派代表回国参加。山西留日同乡会会长便是同盟会员（注：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二册，第244-245页。）。1907年苏杭甬铁路风潮中，留日浙江籍同乡会在东京开会，决定发电声援及派代表回国参加运动。同盟会员章太炎提议在江浙发动罢市、抗税，争取独立，以反对清政府借外债修苏杭甬铁路（注：《近代史资料》第71号，第242-246页。）。当然，仅凭发电声援及选派代表回国，虽能壮大声势，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同时，由于清政府及发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士绅竭力防范运动为革命派利用，使革命派的这类个人活动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到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开始积极支持国内的运动。不过，同盟会之所以大规模地卷入运动，从其思想分析，主要还是这时的边境危机被看作是瓜分的预兆，象数年前的拒俄运动一样，重新激起了革命派的民族存亡意识。 

1911年1月，英国出兵侵占云南西北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云南边境。同月，俄国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之机，企图在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获得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于是，全国掀起拒英、拒法和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国民会，予以声援，其中有很多同盟会员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参加运动。上海资产阶级组成全国商团事务所，发动爱国运动，其中颇多同盟会员。同盟会重要成员宋教仁还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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