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同黄兴首次见面，就争论了这个问题。宫崎寅藏在回忆中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吵的是什么问题。后来问人才知道：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6页。)最后，他们商定：还是以两广作为发难的地点，并准备先取广西作为前进的基地。

　　为什么作这样的考虑呢？它有几个根据：第一，广西从1902年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以游勇为主力的群众性武装起义，范围遍及全省，时间延续三、四年之久。这时起义虽刚被镇压下去，但不少起义队伍，包括南宁地区的起义首领王和顺等，退入了越南境内。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清情绪，拥有一定武力，经常向两广边界地区清军袭击，并同当地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其它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现成的能同它相比的冲击力量。第二，那时郭人漳任桂林巡防营统领，蔡锷为随营学堂总办，两人都表示同情革命。谭人凤、邹永成等也在随营学堂。“有这样多的革命党人云集在桂林，当时革命的空气非常紧张，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4页。)黄兴同郭、蔡两人都素有交谊。此外，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钮永建、秦毓鎏也正在广西龙州军界任职。在同盟会看来，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在清政权营垒内部的响应力量也数广西最为雄厚。第三，两广地处边疆，毗邻的越南有不少华侨同情革命。从越南向两广运送武器和人员也比较方便。

　　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孙中山在1905年10月间南下，先后到越南西贡和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从事筹饷活动，并在西贡发展了王和顺加入同盟会。黄兴在同年11月初潜入桂林郭人漳军营中，发展郭和赵声等加入同盟会，直接策划军事行动。孙中山、黄兴两人都差不多在一年后才回到日本。

　　这以后不久，湖南、江西边境的萍浏醴起义突然爆发了。直接策划并发动这次起义的蔡绍南、魏宗铨两人原来都不是同盟会会员。直至起义前夜，他们到上海，才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准备启程赴日，和同盟会本部建立联系(《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8页。)。正在这时，洪江会首领龚春台急信催他们回去，于是中途折回。这时当地局势已一触即发。尽管蔡、魏都“以军械不足，主稍缓，以待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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