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新军。当然还有其他力量，如钦廉防城起义时参加抗捐斗争的群众、河口起义时的变兵、广州“3·29”起义时参加“选锋”的留日学生等。但主要的是前面那两种，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对待会党和新军的态度上，同盟会领导人前后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更多地依靠会党逐渐转到更多地依靠新军。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夏秋之交。

　　我们先追溯一下：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包括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几乎都全靠会党。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孙中山曾经写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直到同盟会成立前夜，孙中山还在欧洲对朱和中等说过：“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5页。)

　　1906年12月发生的萍浏醴起义也以会党为主体。尽管蔡绍南、魏宗铨两人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起义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会党起义的优点和弱点，在这次起义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这次起义的高峰是龚春台率领两万多洪江会会众前去攻打浏阳。那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地区发生旱灾。10月间粮食已经短缺，米价上涨，人心颇为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灾情鼓动会众，说是打下浏阳县城后，没收富户钱粮，大家就有饭吃。所以，在队伍中有不少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起行进，以为一切都将很顺利。多数会众对这次起义的意义并没有多少认识。同时，洪江会领袖们在秘密发展会众时虽然表现得十分能干，对作战却缺乏必要的训练，也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来。这支庞大的队伍在几天的行进中，不能按时进餐，有些还得不到房屋休息，行动又缺乏计划，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的折磨，人心逐渐涣散。浏阳清军在击退姜守且部洪福会的进攻后，就转移到城南，散至近旁竹山上，用步枪迎击洪江会众。洪江会众使用的大体上还是刀矛等旧式武器，军心又不稳。在清军的步枪射击下，坚持不久，队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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