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领导人是经过苦心筹划的，并且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其中最费斟酌的是两个问题：起义发动的地点和起义依靠的力量。现分述于后：

一、起义发动的地点

　　如何选择并确定武装起义的发动地点？这是一直盘旋在同盟会领导人头脑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早在1897年至1898年流亡日本期间，就曾同宫崎寅藏等反复商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客观形势发展得很快，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全中国有如一座“枯木之山”，只要置“一星之火”，就“不必虑其不焚也”。怎样来选择引火点？他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要能迅速地集合起一支革命的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发动后要能很快地得到进取。他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这三点又不是并列的，“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宫崎问他：四川行不行？他说：四川不近海口，难以接济*。宫崎又问：江苏海州行不行？他说：海州其它两条都很好，“惟聚人则弟于此毫无把握”。因此，在他看来，广东仍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最理想的发难点(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这时还在兴中会时期。据薛君度统计，兴中会会员中有姓名可查的286人，广东籍共271人，占94．7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51页。)。因此，以广东为发难点在兴中会会员中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论。同盟会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中，湖南、湖北籍的人数都超过了广东籍。在那个时代，人们同自己出生的省区一般都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样，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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