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由于原来抱的希望很大，这时几乎沉浸在一片悲观失望之中。但孙中山并不灰心。同年11月，他到槟榔屿同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商议卷土重来的行动计划。这次起义的地点选择在哪里？黄兴同赵声多次商议后，主张仍在广州。主要着眼点是：广州新军中还有相当多的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反正者甚众。”“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省城一得，兵卒械足，无事不可为。”(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第17、18页。)这个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他在一封信中说：“大多数领导人皆主张一开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1页。)其他地区的响应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黄兴在前引信中说：“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他在这封信里提到了东北、浙江、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对湖北新军，他更为重视，并致函当时正在武汉的居正：“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1911年广州“3·29”起义就是在这种部署下爆发的。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同盟会对起义地点的选择一直是煞费苦心的。这种选择对不对？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同盟会应当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长江流域，而不该放在华南。由于1911年武昌首义取得了成功，这种看法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其实，事情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确实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那时候，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规模和当地新军革命化的程度远远不能同以后武昌起义前夕相比。华兴会准备的起义失败后，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捕杀，会党力量比较分散。这个地区接连遭受清方的打击又比较严重。而华南地区却有着前面所说的那些有利条件。黄兴对两湖地区的情况决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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