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关于一九七九年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的报道。这次会上讨论了六个问题：1．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关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3．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评价；4.关于南京临时政府；5．关于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革命派人物的评价；6．关于立宪派的评价。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人物评价问题所占比例较前又有所增加。而争议最多的，还是那几张熟面孔——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

　　三是关于一九六六年以前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两个估算的数字：1.　已发表的学术性论文约五百篇，　其中有关人物评论者近二百篇；而在这二百篇文章中，大部分又属于对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黄兴等历史人物的评价。2.已出版的书籍共五十余种，其中有关孙中山和其他人物者约二十种。这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界对人物研究和评价相对用力较多。

　　相形之下，我们对于社会状况研究是很不够的。我们往往满足于“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却难得去对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

　　所谓社会环境，也可以说就是国情。二十世纪初年的爱国志士，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为了调查当时的国情又曾作过很大的努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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