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干扰，主要表现为在所谓为现实*服务的口号下，对资产阶级只有“批判”，没有分析，结果使得封建史学残渣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装饰下重新泛起。于是经济、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状况几乎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偏重*，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的影响比较严重，最流行的论著大多是关于人物的评述，而且历史人物每每被视为现实人物的影子。一些从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研究中提出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往往被目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观点。每逢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贯彻，人们也就很自然地首先去给一些比较持平的人物评价观点“落实政策”，因而呈现出来的还是人物研究显得特别“热闹”。可是一旦“左”的思想卷土重来，人物评价的争鸣也就很快停止了。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封建史学的流毒也空前泛滥起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封建史学传统合流，在这期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从中不难看到，为了一时的*需要而不讲科学分析，把庄严的历史科学降为*的仆从；按照主观设定的框框套用到一切历史人物身上，把他们简单地划分为正、反两类，加以绝对的褒贬，这就是“左”的思想同封建史学影响相通的地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威所及，一部辛亥革命史就被歪曲为所谓的路线斗争史。在“三突出”的原则下，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几几乎就剩下了一个被“四人帮”钦定为“法家”的章太炎，就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先生，也被江青咒骂为“牛鬼蛇神”。在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口号下，辛亥革命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被一笔抹杀了。极“左”思想和封建史学结合肆虐十年，就使得辛亥革命史学园地变成了一片荒芜。今天，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彻底解除“左”的思想的禁锢，仍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有些同志至今对“左”的思想影响还是余悸未消或是余毒未清。在人物的研究中有时不免首先考虑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否可能会成为现实*的某个疑似物。研究某些领袖人物的局限性，唯恐有损“革命英雄形象”；而对于象汪精卫、胡汉民之类人物在《民报》工作中可以肯定的地方又不敢给予明确的肯定，唯恐被怀疑“为汉奸、*争历史地位”。

　　正因为有上述这些原因，辛亥革命史研究至今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研究的路子显得比较狭窄，视野也显得比较局促，一般化的空泛论著较多，而深入、扎实、有见地的论著较少。为了适应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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