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想革新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扬善抑恶为职志的陈旧史学传统。章太炎曾主张通史首先应“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不必以褒贬人物、胪述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一三号）梁启超在反对封建正统观时，也曾指出：“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籍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论正统》，《新民丛报》第一一号）他们都想把史学视野从个人转向群体，从伦理转向社会。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他们反对封建旧史学和建立适合于本阶级的新史学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在旧中国，除极少数颇有成就的资产阶级学者以外，占支配地位的史学思想仍然与封建史学传统难分难舍，西方近代的哲学思辨和实证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解放后，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史学的过程中，比较着力于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而明显地忽略了肃清年长日久的封建史学传统的消极影响。为了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的流传，毕竟不过半个世纪，并且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封建史学则延续二千余年之久，根深蒂固，顽梗不化，其影响更为深远。批判封建史学的严重任务，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必须由我们担当起来。三十年以来，我们虽然作过一些批判，但多半局限于“大破王朝体系”或抨击“为考据而考据”，并没有集中力量从根本上批判那些影响最广而又危害最大的封建史学思想。因此，在以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过程中，以个别人物为中心，以正统观念为权衡，以对领袖的亲疏向背为褒贬依据，片面地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人物一切活动的根本标准，把史学硬当成《劝世良言》之类劝人改恶从善的宣传品等等毛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有的论著甚至不惜掩盖或歪曲历史，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却美其名曰维护辛亥革命的旗帜。这样的人物评价，散发出封建宗法思想的陈腐气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应当指出，封建史学传统的这种影响长时期没有得到肃清，是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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