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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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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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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未能进行深入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因而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他们留下的那些数量有限而又比较零碎的调查成果，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说来惭愧，当年革命志士所提出的那些社会调查细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研究甚少，甚至毫无接触。再就是，解放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近代经济史专家，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有关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财政金融、铁路交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也发表了若干颇有科学价值的重要论著。他们的劳绩理应受到尊重，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疏懒，使我们并未完全弄清楚，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历史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在经济上与*上与哪些社会力量联系最多？他们最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哪些问题？而归根到底，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意愿？或者说，决定他们活动轨迹的最后经济动因究竟是什么？对于真正的历史科学来说，单纯从一般理论上进行演绎推导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切近客观实际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早就说过一句名言：“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经济学批判〉序言》）愿意跟着马克思走的人自然很多，可惜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实行这句名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一九○四年以后，各地相继成立的商会，逐渐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社会组织——会馆、行帮、善堂等等，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等。从不少大中城市来说，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最近，我在苏州商会档案中偶然看到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当地“市民公社”的一批原始资料。“市民公社”以一条或数条街道为行政区划，以商店和企业主为主干，把城市居民分别组织起来。它的章程和选举结果都要向商会呈报备案，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是商会的下层组织，甚至连活跃一时的地方自治公所也想插手争夺对它的管辖权。这种由商会直接控制的市民组织，其延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是我们原来意想不到的。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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