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不止于此。社会生活内容本来就是极其丰富纷繁，史学应当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我们三十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史，而*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意力往往多是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这样，自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辛亥革命史人物的研究已经很够了。就人物研究本身来说，不但在对象上不够广泛，而且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偏向是以道德伦理为根本标准，把人物研究变成单纯地对人进行褒贬臧否。这种现象的产生和上述忽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研究一样，都表明我们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封建史学传统的影响。

　　我国史学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典籍浩繁，汗牛充栋。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些史学著作绝大多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巩固和延续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服务的。一向被奉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无不标榜继孔子修春秋之旨；而所谓“修春秋之旨”，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天子之事也”。既然修史成为天子之事，所以史家一般都“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书表》），作为自己撰述的主要内容。君王是中心，将相是主干，纪传因此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正史”的主要体裁。这就无怪乎后人要为之慨叹：“中土史籍，偏重*，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金毓□：《中国史学史》，第一八二页）再则，为了维护以君权为依归的宗法制度，封建史家又特别强调“史意”与“笔法”。所谓“史意”，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而落脚点则在于“惩恶劝善”。所谓“笔法”，讲到底，无非是“褒贬”二字。即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封建纲常为规范，凡符合规范者褒，违背规范者贬。一部二十四史因此成为封建伦理的教科书。正如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所作的说明那样，“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事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注序》）在这种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历代史学家考虑得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