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理论方面，挑战首先来自海外，盛极一时的形形色色的“绅士运动”说，乃至对于传统“国民革命”的若干新的诠释，都促使我们对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资产阶级革命”说重新加以考察与探究。国内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若干重大争论，也涉及到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关于这次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长期以来似乎已有定论，但一经深入探讨却发现问题甚多。例如，直至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有无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与此相应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有无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过去，许多人习惯于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当作立宪派的社会基础，把这个阶级的中下层当作革命派的基础。可是，现在怀疑产生了，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究竟有无上层与中下层的明显分化？如何区分这不同的阶层？一些西方学者乃至我国台湾学者把问题提得更尖锐：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到底有没有一文明确的社会力量称得上是资产阶级？相应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资产阶级的形成，形成的条件与标志是什么？对于这一连串问题，仅仅从历史现象作就事论事的简单答复是无济于事的，也需要从理论上，特别是在理论与史事相结合的基础上，作更为客观、深入、细致的探索，才有可能获致若干比较确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

　　史学贵在通识，通识首先是理论素养，不仅需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哲学，而且还要有不断更新校正的方法论。然而通识又决非是泛论、空论，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素养，更需要善于对历史作通盘考察或所谓宏观研究。我国前辈学者常说的会通、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都无非是这个意思。有经验的学者都懂得，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卓有成效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若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辛亥革命史研究既要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应该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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