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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