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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