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做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和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此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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