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封建官僚，是从*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5期。）。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成为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注：张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有的认为功过参半，“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所造成的后果，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它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彭大雍：《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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