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档案资料，但绝不可以认为已穷尽了相关的资料。例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只是该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发掘。又如各地海关档中也有大批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档案资料，尚未来得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商团档案均未正式出版，已经整理出的苏州商团档案由于经费原因，也未正式出版。这些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无疑可以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资料的误导，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有些错误的造成又不在资料本身，或者说不完全是资料的原因，而在于人们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被似是而非的规范认识所误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原因。
所谓规范认识，与托马思·库恩所论证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有关，但又不完全相等同。“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41页。 ）这些信念源于大多数人或某些权威的厘定，经多次重复后，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分析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应当说多数规范认识是正确的、合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前提。但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有些规范开始发生问题，已不能满意地解释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矛盾现象。换言之，即出现了所谓规范认识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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