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拓展的另一路向，是走向地方史，即在与地方史研究的结合中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新的动力和活力，开辟出研究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四川保路运动史的研究颇有启迪性。正是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资料，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得出了若干新结论。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隗瀛涛先生所著《四川保路运动史》。该书从四川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利用大量地方史资料，考察了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指出保路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则充当了领导者。该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另美国学者周锡瑞对两湖（湖北、湖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地域史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这些成果预示辛亥革命史与地方史结合的研究，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归结而言，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学科所取得的种种令人鼓舞的新进展，实际上已关涉史学界近期所热烈讨论的史学范式（paradigm）的转换问题。已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探讨社会史的根本内涵，认为社会史的兴起，实为历史研究的一场“范式”革命，其实质内容是由*史的传统范式向社会史的新范式转移，即由整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的研究，代替单一的、狭窄的“*史”研究（注：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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