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年4月6日。）有的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注：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708页。）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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