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人物研究而论，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能成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长盛不衰，除他本人的重要性而外，与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等一大批系统资料的陆续面世不无关系。正是新材料的陆续发现，使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误断。如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过去绝大多数认为是其早年倾向于改良的例证，但近年所发现的一些资料，却显示孙中山是为了能与李鸿章面谈，劝其反满，是其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注：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3期。）。同时， 新材料的发现，又可以使人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关孙中山的宗教思想，过去只知道孙系一基督徒，但其信仰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却处于模糊的状态，鲜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对孙的宗教观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注：田海林：《孙中山宗教思想纵横论》，载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又如，正是像《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一类在革命中比较次要人物的文集的出版，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革命领导人以外的更广大人群，扩大到革命壁垒之外各种类型的人物，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包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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