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把“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说成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李鸿章制器练兵果真是想为国“御侮”、“自强”么？这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了。所谓“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李鸿章“变法”的主要内容，而他的“内须变法”是与“外须和戎”互相联系的，对外“和戎”是对内“变法”的继续，对内“变法”又势必受着对外“和戎”的制约。

何谓“外须和戎”？李鸿章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利器强兵，百倍中国”，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这个“强敌”，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故意曲解中国历史，说什么“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曾国藩击节叹赏，复信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所谓“以羁縻为上”，就是对待外国侵略者不要“轻言战争”，而应“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的局面。因此，时人抨击李鸿章说：每当“边务迭兴”之时，“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然所以议和者，美其说而文言之，则曰徐谋自强；究其极而质言之，则曰暂图苟安。”但是，由于李鸿章屡定和约，率以赔费、撤兵、进而割地了事，所以中国“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页18、69。）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

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一八六二年他率淮军抵沪后，一面“借师助剿”，一面“购买外洋各种*”，“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先后办起了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非常明显，当时他制器练兵是直接针对太平军的。一八六五年以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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