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李鸿章假借“收回利权”保持和加强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地位。他说：“惟是保护权利，更须体恤商情”（《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为了使官督商办企业增强竞争力，“免被洋商排挤”（《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就必须使它们对国内的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他通过各种办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取得垄断特权。比如，招商局规定在“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开平矿务局，曾由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上海机器织布局，经李鸿章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官督商办企业这类特权，是以清朝封建政权为其后盾，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它名曰“保护权利”，实则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一八九二年《申报》就指责这种垄断是“损华益洋”的“短视”政策。《北华捷报》也指出：“中国商人已经发觉，在高喊着抵制洋人声中设立的招商局，其实际结果只是阻碍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有人在评论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时说：这种规定“无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敌，不亦颠乎？”（殷之骆：《纺织三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61。）“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11。）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特权，只能削弱中国抵制洋商的力量，却无法约束持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侵略者。一八九四年李鸿章还认为“纺织机器，华商既经限定额数，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实有碍华民生计”。因此，他曾要求清政府“查明禁止”。但事隔一年，还是同一个李鸿章，就在日本刺刀的威逼下，亲手签订《马关条约》，使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

第三，所谓“收回利权”并不能改变某些官督商办企业对外资的妥协趋向。比如，开平矿务局曾秉承李鸿章的意旨，不仅平时为进出中国口岸、急需廉价燃料的洋轮提供廉价的优质煤，而且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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