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的东西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因此“不会使我国做到真正开放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部馆1980年版第179—180页>福泽还进一步揭示了专制度是阻碍日本进步根源。他指出：“自神武天皇以来，国家权力偏重王室。”“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权力又归于武门。”“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2页>福泽虽然是民间学者，但他对日本思想的启蒙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国功利主义代表约翰·穆尔在明治初期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西方思想家。由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路》（1871年），在日本知识青年中曾经几乎是人手一册。
法国自由主义代表卢棱，他的《民约论》在日本有多种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江兆民附加注解的《民约译解》，此书于1812年出版，中江也因此获得“东洋卢梭”的美称。关于德国国家主义代表伯伦知理的学说，加藤弘之成为在日本传播德国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中国洋务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显落后。1876年清政府派出赴英、法的第一个使臣郭嵩焘写了一本《使西记程》，备述西欧国家的*，教育，技艺和民俗，寄回总理衙门付印，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攻击和毁版。
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社会力量来看，“洋务运动”主要是皇室的少数人和恭亲王奕祈等人以及地方上有实力的上层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他们虽然比顽固派看得更远，但毕竟受到其阶级局限。“洋务运动”没有群众基础，只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单方向变革。“明治维新”的参与者，上至天皇睦仁以及明治政府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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