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狭窄。前述广州同文馆，自从1864年建立之后，招收学生数量有限。其中八旗子弟占大多数，后来瑞麟督粤时，干脆奏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洋务运动》（二），第118页。>。使该馆学生变成清一色的旗籍子弟。从教学内容上看，该馆长期局限于单纯传授英文（1879年后增设法文和德文）。而且学生毕业后派充各衙门翻译官的规定，“系属有名无实，并无差使”，致使学员在馆“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很难达到洋务教育的目标。刘坤一任粤督时，曾批评广州同文馆“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21页。>，因才有捐银十五万两，准备另设“西学馆”的计划。后来张树声利用刘坤一所捐的这笔资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黄埔长洲办起“实学馆”，但也限于经费等原因，“规模未广”，教学内容也很有限。
从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来看。广东虽然较早开始购买和零星仿制外国*的活动，但迟至1873年，方由粤督瑞麟和广东巡抚张兆栋在广州城南聚贤坊办起一家规模不大的机器局，委派在籍候选员外郎温子绍为总办，招募工匠，仿洋法制造枪炮火药和修造小轮船<《中国近代化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10页。>。次年，张兆栋兼署督篆，又在广州城西增步筹建*厂一所，准备专门制造洋式火药。广州机器局不仅建立时间甚晚，大大落后于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甚至西安、兰州等地的机器局、制造局，而且规模狭小。从开办到1884年底，十二年中它的总投资额仅为59万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不足5万两<《洋务运动》（四），第380页。>。这同开办费一次各投资数十万两、常年额定经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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