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洋务运动是由清政府中掌握一部分实权的洋务派官员自上而下倡导、推行的运动，故地方官员对于洋务的态度如何、魄力如何，对该地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广东而言，主持全省军政事务的两个最高长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从1861至1884年二十四年中，历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他们是：劳崇光、刘长佑、晏端书、毛鸿宾、瑞麟、英翰、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历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是：耆龄、黄赞汤、郭嵩焘、蒋益沣、李福泰、刘长佑、张兆栋、裕宽、倪文蔚。这些粤省督抚，虽不乏对洋务热心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等，但满员计有耆龄，瑞麟、英翰、裕宽四人，他们一般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而且主政时间较长，如瑞麟任督职长达九年（1865—1874年），是此时期内主政广东时间最长的一个。汉员虽然人数居多，但轮换频繁，又受到各方面牵制，即使热心洋务者也难有作为，那些尸位素餐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刘坤一曾诉苦说：“西学馆、招商局及开办煤矿，均为珂乡当务之急，弟每饭不忘，无奈力弱势孤，又苦经费无出，辄为众议所阻。”<《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9，第17页。>由于这种原因，在这二十四年中国内洋务运动已有较大规模的推进，而广东的历任督抚却始终未能就本省洋务运动的开展提出一个远大的规划，也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是广东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首要原因。 

　　（二）“经费艰难”。办洋务需要筹措大笔资金，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前期——即“求强”阶段，建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近代化海防等，都必须由官方拿出巨款。广东虽号称富庶，但到19世纪后期，由于多方面原因，官方财政收入已大不如前，加上还要应付京协各饷以及本省的兵饷、勇饷等，日益陷入库帑空虚、捉襟见肘的局面。郭嵩焘在1863年任广东巡抚时写道：“自咸丰四年各属被兵以后，地丁征收日形艰乏。惠、潮各属，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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