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洋务派一样，在清王朝统治危机日深的局势下，许多顽固守旧人物对清王朝的命运十分关注，其程度不亚于洋务派。他们同样鼓吹自强，鼓吹努力挽救中国的败亡命运。因此，海外论者以“自强”二字来概括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实不能揭示洋务运动的特定内容和洋务派同顽固派的根本性区别。 

　　然而，顽固派虽然鼓吹自强，但他们所提出的自强之道，一是重道德而轻物质，决不考虑这种道德主义的实际功效；二是泥于成格，反对变易，决不考虑这种“成格”是否合乎客观实际需要。其要害诚如洋务派人士曾纪泽在伦敦《致丁雨生》的信中所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４０］而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势必与洋务派的务实变革路线处处发生冲突。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同文馆招收翰林和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抨击。纵观顽固派的言论，大致有两大焦点：一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精神、伦理要远远高于“采西学、制洋器”一类的“机巧”；二是祖宗“夷夏之辨”的成法不可变易，如果变易，“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４１］。奕訢以实学的观念痛驳顽固派的攻击，他指出，自中国交通以来，士大夫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目前，和局虽成，但中国的危机并没有消失。为筹思长久之策，只有富国强兵，兴办洋务，而决不能沉迷于“空言无补”。他坦率表示，在办理洋务以前，他与倭仁的见解并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形势不同，“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