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淮军名将刘铭传向朝廷上了一道议修铁路的奏折。此议立即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由此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又一次大论战。论战中，顽固派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以祖宗成法为千年不变之道。如府丞王宗璧攻击修铁路之举是“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翰林院侍读周德润指斥议修铁路为“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御史屠守仁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４２］针对顽固派的论调，李鸿章予以有力还击。他尖锐指出：“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济。我朝廷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４３］其注重实功实效的思想以及因形势而变通的观念与奕訢一脉相承。 

　　尽管，洋务派的思想主张与文化行为未脱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与顽固派的思想斗争亦不乏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派别之争的色彩，但是，他们承继中国古代实学传统，特别是道咸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并将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发展改造成为接纳西学、富国强兵的有力思想武器，其意义是积极的。正是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早期现代化的历程。 

　　注： 

　　［１］　《邵氏危言》卷上。 

　　［２］　《胡宏集》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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