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两个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洋务运动虽然只是进行枝节的改革，但却给维新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洋务运动创办军、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发生飞跃，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洋务派吸收商股办民用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洋务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洋务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日趋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使当时有志于救国的知识青年得以初步接触西学。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经过中西对比，认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落后，从而走向了变法维新的道路。如康有为等人早年接触西学，都曾获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变革中国社会的落后现实。洋务运动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文教上的某些改革措施，维新运动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如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改科举办学堂、译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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