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说明，江南制造局的经常费主要靠的正是海关每年提解的四成洋税，户部加拨的同样在此项下。据统计，该局从1867年至1904年的历年经费收入中，海关二成洋税并筹拨专款项下，共达25286663两，年平均60万两以上，最高的1902年达150万两以上，占总收入的年平均比重达87.72%，[5]可见该局对海关财政依赖之大。

　　福州船政局。这个局是1866年创办，开办费47万两，全由闽海关拨付。1866年阴历11月起，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月拨5万两，称六成税款。截止1874年6月底，共拨470万两，足敷开支。但这以后因闽海关税收减少，经常不能拨足。1876年改从六成项下月拨3万两，另在解部四成项下拨2万两。此项办法亦难维持，特别是1879年以后，关款减少，部款增多，六成船政款积欠日增，以致船政局的实收数由每月5万两降至70年代的3万两，到八、九十年代更降为1-2万两，连员工薪资都发不出，只得于1907年宣告停工。据统计，这个局从1866年至1895年止，闽海关拨款总数达1687万两，[6]如加上后来续拨的也应在2000万两以上，同江南制造局依赖海关财政的程度相当。但因闽海关税收减少，难乎为继，迫使这个局不得不停止生产，这又从反面证明关款供应对洋务企业的决定作用。

　　天津机器局。这个局是1867年5月筹建，至1870年8月建成投产，开办费共用银48万余两，其中除8万两外，都是由津海关拨付的。该局常年经费，则以津海、东海两关四成洋税为主要来源，而关税收入每年多寡不等，所以津局每年的收入并不稳定，收入最多的年份，如1892年达45.6万余两；收入最低的年份，如1872年和1873年，每年不到20万两。常年平均经费约30余万两。[7]这个座落在皇城脚下的北方大型近代军用工业，经费同样靠海关支援。

　　上述三例说明，海关确实是洋务企业的财神爷。不仅大型军用工业是如此，连地方省办的中小军用工业，同样要动用关款。如山东巡抚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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