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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的分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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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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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初十日。)一个多月已聚集本银三十万两左右，“入股者颇形踊跃”(《申报》，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接着在《申报》上又刊登启事，详列入股办法，以及登载各商埠委托代收股份的绅商姓名和住址，以便投资者就近入股。并且说：“所收股本汇齐登报，庶已入股者知款有着落，未入股者知事非虚悬”(《申报》，光绪六年十月十五日。)。至次年5月《申报》刊登的启事中说：“应集之数承绅商源源招徕，将近满额，”并特别提出：“其台衔姓名因不愿著名者居多，仍谨登列号数。”(《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初一日)苏北大盐商李培松、“业宏沪甬”的宁波富商蔡鸿仪等都是主要的投资人。郑观应和经元善公开登报招股的做法，突破了唐廷枢、徐润通过商帮亲友关系集股的狭隘范围。经元善记述说：“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开始。”(《居易初集》，卷二，第38页。)充分反映了当时买办和商人要求发展民族资本的强烈愿望。
一些买办和商人通过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把资金投入产业，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反映了洋务派集团的分化。参与洋务企业活动的郑观应和经元善，代表着民间资本的利益，采用公开地广泛招集股金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周转和流通，使社会资金更广泛地流向产业，同时又把“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中小股东，聚集起来，从资本的关系上建立了联系。这样以“官督商办”企业作杠杆，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买办和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这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突出地表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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