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鹾”的李培松就是主要的投资人。1883年鸠工开井，适逢金融风潮席卷上海、南京等地，股东所缴股金不到预计的三分之一，购置机器困难，只得“用土法取煤，以机器提水”，运输条件又十分落后，从矿山运煤到徐州和萧县，“仅凭笨重之牛车，转输百余里或数十里”，结果“存煤山积，坐亏成本”(《灌叟撮记》，第11页。)，胡碧徵不得不亲赴北洋向李鸿章求援。
上述三种由官僚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往往与农村中的封建地租剥削紧密联系。杨宗濂在无锡有田千亩，聂缉□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于洞庭湖滨兼并土地四万多亩。
此外，有的洋务派官僚在办洋务中，深感洋务运动的弊病，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马建忠自从1876年往法国留学回国后，长期是李鸿章的幕僚，参与许多重要的中外交涉活动。1889年马建忠接替龚寿图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马建忠写了《富民说》，对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提出批评，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又如薛福成，1865年以副贡生入曾国藩幕，后又成为李鸿章的幕僚，1889年他出使英、法、意、比等国期间，为洋务派购买机器设备，在国外耳濡目染，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主张发展民族资本，把“商”提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第1页，《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洋务派是中国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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