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重要的是修筑铁路，火车是近代社会最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军事、商务、民运等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对开发资源也不可或缺，李鸿章竭力奏请清帝予以批准，并恳切陈词实权派醇亲王奕譞，说铁路“于国家远大之图，驭外固本之术，煞有关系，……尚求殿下加意为幸。”（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函》。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2卷。)还身体力行，于1881年主持修成了中国自造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跨出了中国铁路史上实质性的一步。1887年又成立了天津铁路公司，几经波折，建成了天津至芦台等铁路。兴修铁路，李鸿章遇到的阻力极大，顽固守旧分子以“毁坏田地”、“破坏风水”、“影响生计”等等种种迷信思想及落后风俗习惯为借口，极力反对修筑，他为了驳斥这些愚昧无知之见和说服最高当局，曾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指出：“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144页。)李鸿章的这些努力，对促进自造铁路、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李鸿章的洋务业绩其局限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李鸿章创办洋务的最大前提是为了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他所创办的各类洋务企业管理的办法也是封建衙门式的，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把企业也看成为官吏衙门，从中贪污贿赂、中饱私囊、挥霍无度、管理混乱，他们“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驰，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周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郭春畬对问》。见《直隶工艺志初稿》丛录下第15页。)尤其是“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大大地掣肘了企业的自由发展，因而不能使在艰难困苦中创业的近代工矿企业，能够遵循它自身的规律行事，阻碍了它应有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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